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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夷夏有别的思想为何长期占据对外思想的主导地位?

日期:2022-07-26 返回

  宋朝夷夏有别的思想为何长期占据对外思想的主导地位?作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一统王朝,宋朝终于终结了自唐朝灭亡以来长达几十年的战乱。然而,既是由于先天在地理位置等方面的不足,更是因为宋朝本身的政治体制存在诸多问题,最终导致了宋朝在军事方面长期的弱势地位,这也是其饱受诟病的主要原因。

  而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宋朝社会在思想方面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夷夏思想,并成为了宋朝君臣的维护自身统治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他们掩饰自身弱势的遮羞布。

  自唐朝灭亡以后,整个中原大地再度陷入无休止的战乱当中,在几十年间前后有着十数个大大小小的政权相继建立。他们或是相互攻伐,或是偏安一隅,造成了中原大地事实上的分裂。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宋朝在一片混乱当中诞生。

  宋朝全盘继承了后周政权的所有政治遗产,而后周之前在经过柴荣数年来的苦心经营早已是当时最为强大的割据政权,

  这就造成宋朝在始一诞生之时就有着相比于其他政权来说更为强大的国力,也更有能力和意愿去完成前朝数代都没有完成的统一任务,这也是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本人一生试图实现的目标。

  虽然在宋朝建立之初,整个天下还处于一种人心混乱的状态,“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但是之后随着宋朝对包括南唐、吴越、南汉等割据政权的相继攻伐,尤其是北汉的灭亡更是标志着宋朝对于中原腹地的基本统一。

  要知道,当时的中原地区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层面都长期处于中国的中心地位,完成该地区的统一自然被宋人们视为值得大书特书的光辉事迹。

  因此,相比于之前的其他割据政权来说,宋朝在思想及文化上的优越感更加明显,“中国,中国也;四夷,四夷也”,而这也就构成了他们夷夏有别观念的现实基础。当然,相比于汉唐来说,宋朝的这种基础实在有些没有底气。

  但是,与宋人在文化上的优越感爆棚的现实呈鲜明对比的却是宋朝在军事与政治方面对外长期处于劣势。一方面,正如前文提到,当时的中国在宋朝建立之前处于一种极为混乱的状态,藩镇节度使拥兵自重,各个不同的政权不断建立又相继走向灭亡,

  这使宋朝统治者内心当中充满了自身是否也会重蹈覆辙的担忧,“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争不息,生民塗地”。

  因此,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宋朝统治者格外注重对于军事层面的管理与控制,甚至不惜定下“崇文抑武”的极端治国政策,最终导致了宋朝在军事制度建设层面上的诸多弊端,军队战斗力也处于一个较为低下的阶段。

  也就是说,宋朝统治者在军事层面更在乎的是如何维持自身政权的延续,而非对外开疆扩土、建功立业。另一方面,宋朝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却在经历多年的发展之后日渐强盛,如当时的契丹便已经不再是唐朝时期可以比拟。

  之后无论是西夏的独立还是金国的强大,都使宋朝在军事层面遭遇了巨大损失,难以抬得起头。甚至就连一向以中原政权马首是瞻、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高句丽都对宋朝怀有二心,不再对其保有绝对的忠诚。

  因此,宋朝虽然已经基本完成了对于中原地区的统一,但面对这种惨淡的现实,它却不得不在思想层面展开变革,对于夷夏有别思想的探讨便就此发生。

  在中国历史上,对于夷夏之间的区别其实从很早开始就已经出现并且盛行,如西周时的犬戎便被视为夷族,是中原诸侯需要严加防范的对象,之后西周的灭亡更是加深了这一印象。在夷夏观当中,中原民族和夷狄民族之间的最大区别就是文化,

  “中国者,圣贤之所教也,礼乐之所用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则效也。”尤其是随着西周以礼治国政策的实施,使礼乐思想深入人心,更是加深了中原民族在文化层面对周围夷狄民族的优越感。

  另外,这种差别同时还体现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上面,进而导致了两者在整体国力上的差距,这也是中原民族得以保持这种文化优越感的现实基础。

  之后随着时间的发展,虽然中国历史上时有发生中原政权被少数民族灭亡的例子,但这些少数民族却大多数都选择了在文化层面向中原文化学习,北魏便是如此,而这在中原政权看来无疑又是自身文化优越性的证明。

  直到宋朝时期,这种观念更是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如赵普便曾用过这样的描述来形容契丹:“蠢兹獯鬻,诚非我敌。盖迁徙鸟举……皆以禽兽畜之。伏料圣明,何足介意。”

  而对于西夏政权在李元昊的带领下独立于宋朝的事情,韩琦的评价则是“元昊小丑,孰能为国家之患哉”。这些话当中的鄙夷轻视,即便是千年后的我们也依然有所感知体会。

  自西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来,儒家便正式成为了官方钦定的统治思想,此后直到清朝灭亡才最终失去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儒家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殊荣,很大程度上便是在于其本身的诸多理念能够被用于政治,从而为封建统治者维护自身政权的稳固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它还是由彻彻底底的中原人——孔子所建立,不仅对于中国国情具有更大的适应性,同时在传播上也更为方便和受到中国人的青睐,这也是儒家文化能够传播得如此深入与广泛的重要条件。因此,宋朝政府对儒家文化自然也持以同样的支持追崇态度。

  相比之下,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虽然在经历数百年的传播后已经在中国本土有了较为深厚的传播基础,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与中国文化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导致它不仅在一些思想理念上无法为当朝政府服务,在亲近性上相比于儒家来说也往往处于劣势地位,

  甚至连本身就具有一定胡人血脉的北周武帝都认为“佛经外国之法,此国不须”。直到宋朝时期,由于其在军事与政治层面已经处于一种相当程度的劣势,为了保持住自己在文化层面的最后骄傲。

  宋人开始对佛教这一外来宗教大加批评,欧阳修就曾发表过对于佛教过于兴盛、需要抑制的愿望与感慨。因此,宋朝政府总体来说对佛教其实是持一种抑制打压态度。

  不同于近现代各国平等的外交体系,中国古代王朝在外交上常常使用和流行的是一套以中国为主的朝贡贸易体系。在这套体系之下,被视为夷狄的外国政权通过向中国进献财富,从而表现出自己对于中国的顺从和结盟态度。

  虽然在这一过程当中,中国往往会为了凸显出自己的宗主国地位而对前来参加朝贡的外国使团给予过于丰富的财产,但中国的统治者却能够享受到一种情感价值上的满足,这在他们看来仍然是值得的。

  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就是真正的冤大头。相反,作为朝贡外交体系的主导者,中国往往会在其中制定诸多规则,宋朝时则表现得更加明显。

  一方面,由于本身在政治建设方面的弊端,宋朝社会出现了贯穿其三百年生命的三冗问题,导致宋朝政府于财政方面在很多时候都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因此,为了既不丢失面子,又不丢失里子,宋朝政府对于赐予外国朝贡一事不得不做出更为严格的规定。

  另一方面,随着宋朝在军事方面的持续弱势,直到南宋时期更是只剩半壁江山,这导致宋朝原有的中国观念已经受到了极大削弱,对于朝贡的追求也不如前朝强烈,外交上自然展现出一种务实的态度,不再愿意为了所谓的面子而花费过多的代价。

  总的来说,宋朝统治者之所以会格外强调夷夏有别的观念,与其本身的国情分割不开。一方面,宋人由于完成了对于中原绝大部分地区的统一和消灭藩镇割据感到无比骄傲,从而在文化层面展现出了极大的自信乃至骄傲。

  但另一方面,宋人却不得不面对自身在军事与政治上的被动和弱势现实,即便在山河破碎的年代时刻也只能望洋兴叹,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宋人的夷夏观念成为了他们逃避现实最后的遮羞布,并在独特的社会环境下展现出强烈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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